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三、制度逻辑：媒体独立性的早期表达 “四不”方针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早期的媒体伦理框架，其核心不是技术规范，而是立场约束机制。它试图在缺乏现代新闻制度保障的环境中，通过自律方式建立可信度基础。 从传播结构来看，这一方针解决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新闻与权力关系的边界；二是新闻与资本关系的边界；三是新闻与舆论情绪之间的距离控制。因此，它不仅是编辑原则，也是一种组织自我定位方式。 四、现实张力与内在局限 从现代媒体制度视角看，“四不”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主要张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完全“不党”在现实政治传播环境中较难持续维持，媒体往往不可避免地嵌入制度结构或意识形态语境。 其次，“不卖”在商业媒体逻辑中面临经营压力，广告与资本结构会对内容产生结构性影响。 再次，“不盲”在高度信息化与情绪化传播环境中，对媒体专业判断能力提出持续挑战。 因此，“四不”更多是一种规范性目标，而非可完全实现的状态。 五、当代意义：媒体伦理的历史参照 尽管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四不”方针仍具有分析价值。在当代信息环境中，媒体面临平台化、算法分发与舆论极化等新结构性条件，其核心问题依然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独立性、可信度与公共性。...
文章推介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春晚的出路在于“重新野蛮化”
【CWB按语】“春晚“特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25年的春晚不忍卒视，原因何在？DeepSeek的分析有些尖锐，但良药苦口利于病。 以下是DeepSeek的分析（原文）。 春节晚会（春晚）的“失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下从创作逻辑、文化定位、观众心理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衰落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创作逻辑的崩塌：从“快乐制造机”到“说教工具” 1. 喜剧内核的消解 赵本山时代的春晚小品之所以经典，在于其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农民工生存困境、官僚形式主义）包裹在荒诞幽默中，既让观众笑到捧腹，又暗含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卖拐》系列直接讽刺了“伪大师”横行的社会乱象，而如今的春晚小品却沦为“安全无害”的温情故事，强行植入“包饺子”“催婚”等说教桥段，甚至被观众调侃为“科幻片”——因为剧情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关键矛盾：审查机制对讽刺尺度的收紧，导致创作团队被迫放弃“冒犯性幽默”，转而追求“政治正确”的平庸叙事。赵本山曾直言：“365天都在受教育，春晚还要教育人吗？”这种“快乐至上”的原始逻辑被彻底颠覆。 2. 专业性的溃败 春晚舞台正被流量明星和跨界演员“殖民”。语言类节目中，专业喜剧人（如沈腾、马丽）的作品被反复修改至“面目全非”，而大量缺乏喜剧经验的影视演员（如金晨、章若楠）却被塞入小品，表演生硬如“群魔乱舞”。相声领域更显荒诞，岳云鹏的节目被批“谐音梗堆砌”“笑点冷场”，甚至遭遇观众现场喝倒彩。 讽刺现实：导演组迷信“流量即收视”，却忽视艺术规律——喜剧需要专业门槛，不是靠明星脸就能撑场。...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5年8月8日更新） 第一部分 专著及图书章节 第二部分 期刊论文 第三部分 报纸文章 毕研韬.解码美国战略传播.《海南日报》，2014年1月1日A06版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2026“特习会”：中美元首究竟谈了哪些问题？
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场被外界称为“特习会”的峰会，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层战略沟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此次会谈并未达成类似“大交易”式成果，也没有出现足以改变国际格局的突破性协议。不过，它仍然被广泛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美高层互动，因为它发生在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台海风险上升、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经济承压、AI竞争加速、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持续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峰会最核心的目标，并非“解决问题”，而是“防止失控”。那么，这次“特习会”究竟谈了什么？ 一、台湾问题：峰会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是此次会谈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议题。 从公开报道看，中方在会谈中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并警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方则继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在表述上明显更具“交易型”风格。 国际媒体尤其关注几个细节： 其一，美国近期部分对台军售安排被暂时延后； 其二，特朗普在部分场合中，将台湾问题更多纳入“谈判筹码”逻辑，而非传统“价值同盟”框架； 其三，台湾内部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讨论明显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