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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驻外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采集。记者长期驻扎一个国家,价值不仅在于报道突发事件,更在于通过长期观察形成对当地社会的理解。 例如,美国政治运行、选举过程、社会矛盾、经济变化等议题,都需要记者建立持续的信息网络,包括政府部门和国会工作人员、学术机构和智库专家、企业和行业组织、普通社会群体。 如果驻外记者停留期限缩短,媒体机构可能需要频繁调整人员安排,长期跟踪报道的成本增加。 更重要的是,记者可能从“长期观察者”转变为“阶段性采访者”。这可能导致国际新闻更多依赖短期采访、公开信息和远程分析,而减少基于长期经验的深度报道。 三、可能增加记者职业风险感知 新闻客观性不仅取决于记者个人职业伦理,也受到新闻生产环境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记者根据新闻价值选择采访对象和报道主题。但如果记者认为签证状态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就可能增加职业风险评估。 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预期性自我约束”(anticipatory self-restraint)。 它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改变报道方向,而是意味着制度环境可能影响记者的行为选择。 例如:对争议性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采访方式;减少可能引发外交争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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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7位代表和委员呼吁:提高农民养老待遇

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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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中国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

5月12日,美国一家颇具全球影响力的大报刊文称,中国社会越来越相信“美国正在衰退”。文章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压力与国际影响力变化,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视为“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这篇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美国衰退”逐渐从一种分析性判断,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情绪,它就不再只是舆论现象,而可能成为影响战略认知的心理框架。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塑造现实”问题。 “美国衰退论”为何会扩散?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美国衰退论”,并非毫无依据。 过去十多年,美国确实暴露出许多结构性问题,譬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扩大、枪支暴力频发、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两党恶斗不断、国际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社会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美国长期向外输出“政治制度优越性”,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种反差极大削弱了美国制度的“神圣感”。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信。 在这种背景下,“东升西降”开始逐渐成为部分舆论中的主流叙事,但问题在于:趋势判断,和情绪化确定感,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真的“衰退”了吗? 如果从相对力量变化看,美国确实不像冷战结束后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如果因此得出“美国已经不行了”的结论,则很可能是另一种认知简化。...

传播学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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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亚洲

Taiwan Strait Risks on the Rise: Nuclear War Enters Mainstream Strategic Discussion

Nuclear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remains a low-probability scenario. Yet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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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