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开放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由此形成的，是一种结构性错位：话语权与认知能力并不匹配。其后果不仅体现在信息质量的下降，也体现在公共讨论的表层化。复杂问题难以被充分展开，关键议题被简化处理，甚至出现偏差性表达，对公众理解与政策判断产生影响。 四、从生活经验到国际叙事：转化链条的断裂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与个体感受，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基础。然而，这种基础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其间需要经过表达与验证两个关键环节。 当内部表达机制受限时，这一转化链条容易出现断裂：个体经验难以进入公共表达体系，叙事缺乏多样性与细节支撑，外部受众也难以通过多元渠道形成印证。结果是，信息虽然不断输出，但难以建立稳定信任。 这种状态表明，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说什么”，更取决于“谁在说、如何说以及是否能够被验证”。 五、表达收缩与认知变化：安全逻辑的影响 在传播安全化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表达空间呈现出收缩趋势。一些议题被纳入风险框架，复杂讨论趋于简化，表达逐步转向策略化。 这种变化带来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表达趋于保守，倾向于回避结构性问题；二是认知方式发生转变，信息判断更多依赖来源与立场，而非内容本身。长期来看，这种趋势会导致认知边界的固化，削弱跨文化理解能力。 同时，表达收缩与内部整合不足之间形成相互强化关系：表达空间越有限，越难形成多元协同；协同越弱，越依赖单一叙事维持稳定。 六、结语：从内部机制重建传播能力 从“内部不开放难以形成合力”这一判断出发，可以看到中国国际传播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内部结构对外部表达的深层约束。当潜规则影响资源配置、话语权与认知能力发生错位、表达空间受到限制时，传播体系难以形成稳定且可信的输出。...
文章推介
欢迎庞德伟（David Perdue）大使：共同开启中美交流新篇章
尊敬的庞德伟大使阁下： 祝贺您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您的到任具有非凡意义。我诚挚地希望，您在华履职期间，能够秉持洞察力、勇气与建设性的对话精神，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研究者、《无界传播》总编辑，我长期关注中美之间叙事格局的演变。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仅源自战略利益的分歧，更深层地根植于认知错位与叙事不对称。我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探索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互鉴可能。 您在国际商业领域的卓越经历，以及对亚洲文化的长期接触，使您具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我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将帮助您从容应对外交复杂性，也将助您更深入地倾听来自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那些超越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框架的真实表达。 如有机会能为促进相互理解贡献绵薄之力——无论在学术、专业还是认知层面，我都将不胜荣幸，愿与您交流，分享我对中美交流的观察与思考。 期待您在未来使命中，以坚定的步伐和卓越的智慧书写新篇章。 此致敬礼！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教授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你什么都信，就会永远穷下去
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FBI搜查一家华裔媒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