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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外宣干部亟须避开“四个坑”

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二个坑:合作共建时,重名头、轻实力,专业化成色不足 当前,各地共建国际传播学院、研究机构的热情持续高涨,国际传播阵地建设不断提速。但必须厘清一个核心认知:外宣是国际传播的组成部分,但外宣不等同于现代国际传播。 传统外宣拥有成熟的工作体系、固定的运行模式和独特的工作优势,核心侧重对内统筹资源、对外定向发声。而现代国际传播面向全球不同国家、多元文化圈层、差异化媒介生态下的海外受众,工作维度更为立体,专业要求相当严苛。它的核心目标不止是“把声音传出去”,更要深度研判海外受众的认知逻辑、国际媒体的报道视角、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壁垒,精准追踪传播落地效果、受众反馈与后续舆论反响。 因此,机构名称冠以“国际传播”字样,并不代表具备了国际传播履职能力。 评判一家机构的专业水准,不能只看挂牌名头、机构头衔、行政层级,核心要看六大硬核能力:是否拥有现代国际传播理念、是否熟悉地缘博弈语境下的国际传播生态、是否掌握跨文化内容原创与适配生产能力、是否拥有稳定优质的国际传播渠道、是否建立科学规范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是否落地过成熟的国际传播实战项目。 如果只是将传统外宣工作简单更名包装,叠加零星的国际合作项目,便仓促冠以“国际传播”名号,极易陷入形式主义误区,看似阵地全面升级,实则传播质效停滞不前,甚至陷入泥潭。 国际传播阵地可以多点布局、全面铺开,但真正的专业传播能力,绝不是靠简单挂牌、更名就能凭空生成的。 第三个坑:选聘顾问时,重头衔、轻能力,专业适配度偏低 随着国际传播行业热度攀升,各类冠以“国际传播顾问”“首席专家”“高级研究员”等头衔的从业者大量涌现。现在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专家应至少同时具备深厚的传播学素养和国际政治修为,应常年深耕于国际传播领域。 甄选国际传播专家,评判标准从来都不在于头衔、人脉和曝光度,而在于三大核心维度:深耕哪些核心研究领域、落地过哪些成功的实战案例、能够解决哪些具体的传播难题。 在战术层面上,真正具备核心价值的国际传播专家,能够精准解答海外受众的认知差异根源,系统识别海外误读的核心原因;能够为地方精准筛选优质传播议题、定制适配海外语境的传播方式,同时对传播落地成效开展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研判。...

传播学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一个国家需要表达什么,需要维护什么,需要向世界介绍什么,这属于政治层面的判断。 问题在于:政治正确并不会自动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 一个观点即使符合传播主体自身逻辑,也未必能够被外部受众理解、接受。有时甚至相反。 因为国际传播面对的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具有不同历史经验、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的社会。 二、技术正确:政治目标实现的传播条件 所谓技术正确,指的是符合传播规律。它关注的是:如何传播?如何让传播产生预期的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送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传播者发出的信息,需要经过文化环境、媒体渠道、受众经验、价值框架,最终才能形成传播效果。 因此,国际传播必须研究:谁是受众?受众如何理解?为什么接受或者拒绝?什么样的表达能够降低误解?什么样的叙事能够建立信任? 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只强调“我们讲了什么”,而不关注“别人如何理解”,那么传播就可能陷入自我循环。 三、哈贝马斯:有效沟通需要共同基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原理”,为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国际传播的本质是沟通 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将国际传播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个表述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更是交流;不仅是表达,更是倾听;不仅是输出,更是互动。 传播学研究早已证明,真正有效的传播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只顾自己讲话而不倾听的人,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如果一种传播活动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却很少回应外界的关切;总是在解释自己,却很少理解别人;总是在要求认同,却缺少平等对话,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向世界发表演讲,而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三、国际传播首先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影响别人。实际上,在影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基本规律:受众接受信息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如果一个信息源长期保持开放、诚实和专业,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受众也愿意继续倾听。反之,如果受众认为传播者只是在进行立场输出,那么无论内容多么精心设计,都可能遭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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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其次,国际媒体格局本身具有强烈的历史路径依赖。像BBC和CNN这样的媒体在非洲拥有数十年的品牌积累,其影响力与英语教育体系、新闻专业训练以及殖民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新进入者要在短期内改变受众习惯并不容易。 再次,彭博社也承认,中国在非洲的整体影响力并不低。Afrobarometer的调查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作用持正面评价。这说明媒体影响力与国家整体形象之间并不完全同步。 换言之,中国媒体在非洲的传播效果或许确实不如预期,但将其简单描述为“媒体帝国无人观看”,显然带有较强的叙事夸张。 三、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几点建议 尽管如此,彭博社的批评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确实面临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内容的新闻性与公共性。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发布,更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如果报道始终保持单一叙事结构,受众往往难以产生持续兴趣。提升新闻专业性,是增强国际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基础。 第二,应更加重视本地化表达。非洲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媒体生态具有明显多样性。传播实践如果缺乏对当地社会议题的深入理解,很难真正进入公共舆论空间。 第三,需要形成更稳定的制度环境。国际媒体的影响力通常建立在长期的专业积累之上。如果机构管理频繁变化或传播策略不断调整,受众信任很难逐渐形成。 第四,应当更加清晰地区分外交传播与新闻传播。前者强调国家立场,后者强调信息可信度。如果两者完全重叠,媒体就容易失去独立性,从而削弱受众信任。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国际传播能力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制度与文化积累。中国在海外媒体领域的布局时间并不算长,因此当前的阶段性困难并不意外。 未来,唯有通过持续改革与专业建设,才能使中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体系中逐渐形成稳定而可信的存在。

文章推介

亚洲欧洲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预测中国:技术前景光明,地缘阴云笼罩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亚洲

“一带一路”:国际社会怎么看

【编者按】本文由ChatGPT生成,文中所列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动机,是ChatGPT想定的外部猜测。编辑修改了文中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以下是ChatGPT的分析)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为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增进文化交流,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由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这一倡议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 中国的主要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中国期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通过投资建设跨国油气管道和运输通道,可以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和稳定的物流链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战略影响力与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客观上也是中国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树立了积极的形象,增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扩大了在亚非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亚洲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亚洲北美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亚洲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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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最新表态

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