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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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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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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欧洲

习近平面露不悦之色?法广(RFI)的报道很不严肃

法广的报道很不严肃:是“困惑”或者“诧异”,而不是“不悦”。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新闻报道不仅要准确传递事实,也应谨慎处理人物表情、情绪及其背后的态度判断。11月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中文网一则有关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华的报道,却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值得商榷的问题。 该则报道的标题是《施泰因迈尔:当被问及是否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中美俄峰会? 习近平面露不悦之色》。 问题在于,德语原词是Irritation。这个词通常表示困惑、诧异、意外或受到某种刺激后的不适,并不等同于中文的“不悦”。将其翻译为“面露不悦之色”,强化了对人物的负面情绪判断。 两者的区别并非无关紧要。“诧异”描述的是对意外信息的反应,“不悦”则暗含不满甚至恼怒。前者主要是对表情的描述,后者已经带有更明确的心理和态度判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涉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互动。人物表情本来就具有较强的解释空间,新闻翻译更应避免将模糊的情绪信号转化为确定的态度表达。 如果原文没有明确表达“不悦”,中文报道就不应替当事人作出这样的情绪判断。译为“习近平面露诧异之色”,或者更审慎地表述为“施泰因迈尔称,习近平对此似乎感到意外”,都比现有标题更加稳妥。 RFI是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媒体。专业性不仅体现在信息来源和新闻事实的核实上,也体现在对语言分寸的把握上。涉及外交关系的报道,尤其需要区分事实、观察与解释。新闻翻译不能替原文增加情绪,更不能让一个词悄然改变读者对外交互动的理解。

亚洲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传播学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传播学

国际巨星为何开唱海南?毕研韬教授解读背后逻辑

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亚洲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亚洲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