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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上首次折戟安理会,输在哪?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三、外部环境因素 6.地缘政治的“阻击”:德外长认为,因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俄罗斯在幕后积极游说多国,以阻止德国在安理会发出与俄立场相左的声音。 7.国内政治压力:国内经济萎靡及政府支持率跌至谷底也削弱了其外交投入的能力与信誉,打击了寻求合作的信心。 总的来说,德国此次竞选失败,是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政治支持基础薄弱的直接体现。德国虽保有经济实力,但这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强硬外交能否赢得普遍认同,将面临长期考验。

欧洲

德国重启民防体系,安全逻辑扩张带来深层影响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所谓“混合威胁”,并不局限于传统军事攻击,而是包括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瘫痪、信息操纵、社会极化、外部认知干预、AI虚假内容传播以及金融与能源扰动等多种手段的组合性影响。 这意味着,国家安全的边界正在迅速扩张。 过去,安全主要属于军事与外交领域;如今,它开始进入信息传播、社交媒体、技术平台、数据系统、公共心理甚至日常生活空间。 德国此次提出将地铁站、地下停车场等公共空间纳入民防体系,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这种安全逻辑的扩展:“战时”与“平时”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而这,可能是未来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三、安全逻辑扩张的双重后果 从现实层面讲,德国强化民防并非没有合理性。现代高度数字化社会,本身就具有较高系统脆弱性。一旦能源、通信或网络系统受到冲击,社会运行可能迅速失稳。 因此,提高社会韧性、建立应急体系、强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具有现实必要性。 但另一方面,安全逻辑一旦不断扩张,也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 传播学研究早已发现,当风险叙事持续强化时,公众会逐渐把“不确定性”视为常态。 这种变化可能带来两个方向:一方面,社会更加重视危机管理、公共协作与系统稳定;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长期安全焦虑、社会紧张感上升,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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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忽视风险,反而体现出风险管理方式的调整。从公开研究来看,所谓“去风险”,在企业层面并未简单表现为资本撤出,而更多转化为区域内再配置。 正如欧盟委员会在相关文件中所强调的,“去风险”并不等同于“脱钩”(decoupling),其目标是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政策语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关键市场内部建立更完整的运营体系,以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从更具体层面看,这一投资增长至少由三类因素共同驱动:一是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基础吸引力;二是全球贸易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三是企业在多区域之间进行风险分散与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 五、舆论分化:三种解释路径 围绕德国对华投资增长,国际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解释路径。 第一种观点强调市场因素,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具有吸引力,投资增长反映了企业对其长期潜力的认可。这一解释在部分商界报告中较为常见。 第二种观点则更为谨慎,认为德国企业在供应链与市场层面对中国存在较强依赖,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路径依赖的延续。这一看法在部分政策研究机构与媒体评论中有所体现。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分析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即将这一现象理解为风险与资源的再配置结果。在这一框架中,企业在多重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不同区域的生产、供应链与市场功能进行重新分配。中国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部分原因在于其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稳定,以及在特定领域具备较高的运行可预期性。 六、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一组值得关注的张力 从更宏观角度看,这一趋势反映出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系统性安全与风险分散,而企业层面则更关注具体运营中的成本、效率与可控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两种逻辑并不必然一致,也不构成简单对立。 在全球经济秩序持续调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更需要从长期视角加以审视。无论政策环境如何变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已具有相当深度,因此有必要以理性、审慎的方式对待双边经贸往来,保持基本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推动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合作格局。这是我个人的真诚愿望。

文章推介

亚洲大洋洲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传播学

Decoding China Beyond Headlines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9, 2026 For four decades, my...

传播学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亚洲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亚洲北美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

文/毕研韬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时间2025年3月3日22时左右,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分别做了分析。 DeepSeek-R1生成了一千字左右的分析报告,大致代表中国官方看法,其结论如下: 当前格局本质是全球科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美国试图通过“硅幕”维持技术霸权,但中国凭借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加速度,正在改写“中心-边缘”的传统技术秩序。这场博弈的终局,或将催生多极共存的新科技生态体系‌。 ChatGPT也生成了一篇分析报告,基本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其结尾总结道: 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无疑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在短期内会对高端科技产业造成冲击,影响部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国产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及其科技联盟的竞争将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比较两篇分析报告。Deep Seek-R1在比较报告的结尾处写道: DeepSeek和ChatGPT在分析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的影响时,均从技术突破、经济权力格局、国际科技体系分裂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两者在分析中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中国在应对科技封锁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策略。 ChatGPT在比较中特别提到了二者的立场与价值判断,原文如下: 立场与价值判断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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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