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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文章推介

传播学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传播学

理解当代国际传播:安全化、工具化、武器化

当信息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国际传播也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信息交流到战略工具,从影响认知到对抗性行动,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0日 当代国际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而是日益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信息环境深刻变化,使国际传播的安全属性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 一、安全化:国际传播成为安全议题 国际传播的安全化,意味着信息流动、国际舆论、叙事竞争和认知影响等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分析与治理框架。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与跨境沟通、文化交流、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相关。随着信息环境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信息操纵、网络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及其对社会信任和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议程。 安全化改变的不只是国际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传播问题的界定方式。当传播被视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时,信息核验、风险监测、舆情研判和传播能力建设便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但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应被视为安全威胁。过度扩大安全概念,可能模糊正常的信息交流与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之间的界限,也会压缩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的空间。 二、工具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战略目标 国际传播的工具化,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传播手段,实现外交、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 事实上,传播具有工具属性并非新现象。公共外交旨在增进对外理解,国际传播可以服务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传播是否具有目的,而在于特定目标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式及其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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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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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掌控巴拿马运河

文/毕研韬 上周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讨论:特朗普政府为何决意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地缘政治思维能充分阐释特朗普2.0的巴拿马运河政策吗?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曾多次表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甚至根据特朗普指示,制定了“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在巴拿马驻军、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运营权,甚至可能通过武力夺取。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上任后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巴拿马,巴拿马总统在与之会谈后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 3月19日(星期三)卢比奥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称: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建造了那条运河,然后把它移交了给了巴拿马——他当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运河。那些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显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所有关键港口,而运河基础设施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受益。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认为这违反了条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总统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拿马运河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前哨,因为是我们建造了它,我们打算对其保持影响力。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是交给了巴拿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麾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计划将旗下全球港口业务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交易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 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9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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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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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