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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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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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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传播学

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隆重面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主编的《追梦新闻60年》一书,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色彩印,以202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郑保卫教授追梦新闻六十年座谈会为主线,收录了会议综述、大会发言、专题研究、深度访谈、学生感言,以及郑保卫教授的学术活动图片及摄影作品。 这本书记录学界同仁、业界专家对郑教授学术人生的评价、肯定与敬意;书中的深度访谈,还原了郑教授60年追梦新闻的心路历程,立体化呈现郑教授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熔融经历;还收录了学生们撰写的郑老师在治学态度、道德品行、为人处世等方面言传身教的故事。500余幅图片和摄影作品,记录了郑教授个人工作、参加活动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以及郑教授采撷的五洲风情。 通揽全书,看到的是郑教授追梦新闻的矢志不渝,学新闻、爱新闻、教新闻,在新闻研究、学科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社会、人民急需,以及传媒业改革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他始终保持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以摄影方式记录时代光影、展现家国风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追梦新闻60年》的出版,是对一位老一代新闻学者六十年持之以恒、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表达真诚敬意,也能为新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新闻从业者提供有益启示。 《追梦新闻六十年》编辑部 2026年5月26日

亚洲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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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亚洲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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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