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六、深层变革:关注实质,理性分配 从宏观角度看,这一变化反映了治理思路的调整。象征性议题被降级,实质性议题得到更多关注。当社会关注点转向经济发展、就业民生等实质性问题时,节日符号等高情绪、低产出的议题自然退居次要地位。 结语:圣诞之光,映照社会自信与舒展 今年中国城市的圣诞氛围,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姿态,也反映了国内社会的松弛与自信。 当节日回归本真,生活褪去重负,社会便展现出对自我、对生活、对世界的坚定信心。 这股圣诞之光,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空,更照亮了社会前行的道路,彰显着一种历经沉淀后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舒展。
2025-12-24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2025-07-15“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2025-03-26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9, 2026 For four decades, my...
2026-06-19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2025-04-04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2026-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