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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公开市场报告长期显示,TikTok活跃用户中18—34岁人群占比超过60%。因此,传播主力明显偏向年轻群体。这种代际结构影响了内容风格与表达方式,使其更具青年亚文化特征。 全球语境:健康焦虑与慢节奏需求 疫情后,西方社会对身心健康与生活节奏的关注显著增强。八段锦、太极等低强度运动通常处于3—4 METs的能量消耗区间,安全性较高,适合日常坚持。东方养生理念在此被理解为“温和而可持续的身体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元素被嵌入全球健康叙事之中。它不再主要依赖宏大叙事,而通过具体生活方式获得认同。 认同结构:数字时代的象征性归属 Z世代普遍习惯以标签化方式进行身份实验,例如尝试不同文化风格或生活模式。“Becoming Chinese”在这一结构中是一种象征性参与。它不要求法律身份转变,而强调情绪认同与体验共享。 这种“轻量级文化认同”是数字时代常见现象。文化被当作可进入、可体验的资源,而非必须承担的长期身份结构。 传播意义:国家形象的日常化重构 这一现象反映出国家形象生成机制的变化。过去以政策与制度为核心的对外叙事,正在被日常生活场景所补充甚至替代。国家形象在平台时代更多通过用户共创形成。...

文章推介

亚洲传播学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传播学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北美

美国涉藏政策新变化:国际传播进入法律框架

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传播学欧洲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亚洲北美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北美欧洲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