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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台湾将灰色地带制度化、军事化,本身反映的是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警觉;但当这一安全议题被过度政治放大时,和平与交流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我们已看到以下三种潜在后果: 促和建议:共识优于对抗,对话胜于对立 面对灰色地带博弈,两岸乃至域外相关方应展现集体克制。大陆应避免采取过度容易被剪辑为“威胁性”画面的操作,也应通过第三方平台澄清其非战争性意图,反制台方“受害者叙事”的单边垄断。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亦应防止灰色地带被制度性“危机化”。若将演习、认知与政策统一纳入“胁迫响应”,则可能陷入“自我应激循环”,反而加剧地缘安全脆弱性。 我们呼吁各方重新重视“安全沟通”与“风险共识”机制的构建。在“看似和平、实则紧张”的灰色地带里,越是不清晰,越应慎用武力;越是模糊,越需强化对话。 结语:让模糊不走向误解,让克制赢得和平 灰色地带并非必然通往战争,而是战略竞争时代的一种中间态。它既可以是破坏和平的温床,也可以成为管控风险、锤炼制度弹性的试验场。关键在于:各方是否有意愿让这个地带“变亮”而不是“更灰”。 和平从来不是被动的,而是选择的结果。让我们在混沌中寻找节制,在博弈中坚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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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亚洲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传播学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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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争议何来

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传播学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亚洲传播学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