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科技强国

科技强国

1 Articles
亚洲

上海交大“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国家利益

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文章推介

亚洲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与政治结构转型观察

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

亚洲北美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亚洲北美

How to Break the China-U.S. Tariff Deadlock?

——A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ird-Party Mediation and Direct Dialogue By CWB Commentary...

亚洲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Blog

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亚洲欧洲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