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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历史的镜鉴不容忽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将“战略传播”从企业商战场景转化为国家安全工具,并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其列为“国家八大实力”之一。其背后逻辑昭然若揭:谁掌握更强的叙事能力,谁就更可能重构他者的认知疆域,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 今日之中国,亦亟需完成从“话语权焦虑”向“叙事能力建设”的转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跃升。这一跃升,离不开在国际传播一线深耕多年的“跨界沟通者”。吴金君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代呼唤有思想的实干者,也呼唤有实绩的思想者。国际传播,既非空洞口号,也非粉饰太平的辞令,它应是一种深厚的战略自觉,是一项“知术合一”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亲贤臣”,是开明盛世的标配;而识才任贤,本身也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行为。在国家谋划全球传播战略的当下,吴金君先生这类人才,理应获得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认知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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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董明珠“海归间谍论”暴露了什么

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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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亚洲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欧洲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亚洲传播学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亚洲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