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在战略优先级排序中，中国被放在与军事威胁、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同一等级，意味着美国对华竞争已发展为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济、产业、技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对抗。 这种定位比过去更多依靠意识形态、价值观定义对手的方式更现实、也更“结构性”——中国不再仅仅因为制度不同被视为“价值敌手”，而是因为其实力、产业扩散能力、供应链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 （二）“价值对立”色彩大幅弱化 ，“利益+现实”成为主调 报告整体放弃了“民主、人权、自由价值传播”这一行为动机。新版NSS明确表示，不会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制度输出与价值强加。 智库评论认为，这份战略显示，美国外交政策将以国家实力和繁荣为优先，而非价值观念。换言之，“民主议程已告一段落”。 （三）对台湾议题的前置与综合战略耦合 台湾在新战略中被提及8次，且不再作为单独“民主倡导”标的，而是与军事威慑、供应链安全、半导体产业、印太地缘战略连为一体。具体体现： 报告明确称“防止台海冲突，最好通过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这是官方首次将“遏制台海冲突”明确列入国家战略优先事项。 与台湾相关的不仅是安全与防务，还包括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报告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认为这关系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与产业安全。 报告同时重申，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这延续了过去的声明性政策。但与过去主要聚焦“外交声明”不同，今次更强调军事威慑与防务合作。 总体来看，台湾议题已被整合进美国更大的战略结构：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供应链、科技与地缘布局中的关键节点。...
文章推介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掌控巴拿马运河
文/毕研韬 上周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讨论：特朗普政府为何决意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地缘政治思维能充分阐释特朗普2.0的巴拿马运河政策吗？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曾多次表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甚至根据特朗普指示，制定了“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在巴拿马驻军、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运营权，甚至可能通过武力夺取。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上任后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巴拿马，巴拿马总统在与之会谈后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 3月19日（星期三）卢比奥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称：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建造了那条运河，然后把它移交了给了巴拿马——他当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运河。那些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显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所有关键港口，而运河基础设施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受益。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认为这违反了条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总统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拿马运河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前哨，因为是我们建造了它，我们打算对其保持影响力。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是交给了巴拿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麾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计划将旗下全球港口业务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交易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 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90%股权。...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