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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发生罕见“失误”

文/顾明川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在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环节出现严重操作失误,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考生强烈不满,事件已引起海南省教育厅介入调查。截至4月17日,事件核心处理进展已明确,但校方仍未发布正式官方通报。 事件核心时间线与细节 4月8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启动美术与书法(135600)专业调剂工作,该专业本轮计划调剂名额仅为6个。 4月9日中午:学院通过研招网系统,向12名考生发送调剂复试通知,要求 4 小时内确认,并明确4月11日资格审查、4月12日正式复试。 4月9日-10日:12名考生全部确认复试资格,多人已连夜预订机票、高铁及酒店,跨越千里抵达海口,部分考生已入住学校附近酒店并加入学院官方复试群,提交审查材料。多名考生证实,学院曾多次电话确认考生能否按时到场。 4月10日深夜(复试前夕):学院在复试群内紧急通知,因工作失误,此前发送的12份复试通知全部作废,单方面取消所有考生复试资格。学院初步解释为未严格执行“政治+英语合计不低于137分”的内部分数线,但该标准事前未公示。 4月11日晚:受害考生在社交平台集体发声,曝光遭遇,事件迅速发酵。考生反映,多次与学院沟通均获模糊回应,无明确解决方案。此时全国考研调剂系统已近关闭,考生错失其他调剂机会,面临“无学可上”困境。 4月13日: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公开回应,确认事件确系学校方面原因,已介入并与校方沟通,将结合考生诉求推进解决方案。同日,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对媒体表示,问题 “已经处理”,涉事 12 名考生将”正常进入复试调剂环节”。 4月14日-17日:据多方信源及考生反馈,校方已为12名考生重新开放复试通道,安排专项复试流程。学院以“工作失误”为由致歉,提出报销考生部分交通、住宿费用,但未公布完整补偿方案与责任认定结果。截至目前,海南大学及学院未发布任何正式、统一的官方情况通报与调查结论。 事件影响与争议焦点 此次失误造成考生多重损失:经济上,多人已支出数千元交通、住宿费用;机会上,为参加海大复试主动放弃其他院校机会,调剂窗口期关闭后已无退路;精神上,从“上岸曙光”骤降至资格作废,备考努力濒临付诸东流。 事件暴露出高校招生流程的多重漏洞:调剂名额(6人)与发放复试通知数(12人)严重不匹配;关键分数线未公示;复试通知发放与撤回操作极不严谨;事后初期回应推诿、缺乏诚意。有考生质疑该校存在“养鱼式调剂”,长期锁定志愿却不处理。 目前,事件已从单一操作失误,升级为对高校招生规范性、诚信度与治理能力的公共检视。在教育主管部门督办下,考生复试资格已获恢复,但完整补偿、责任人追责、制度整改等后续信息仍未公开披露。 这一事件于4月11日晚网络曝光,截至现在(北京时间4月17日20时),官方仍未发布公开通报,实属罕见。这或成为研究中国高校研究生招生以及舆论管理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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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在相关讨论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校方通过正式渠道就部分情况作出了说明。从制度层面看,这类回应具有明确的程序意义。 但在传播层面,回应并未立即终止舆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讨论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当舆情进入整体印象阶段后,新的信息更容易被纳入既有叙事之中。 此时,回应文本更多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个节点,而非舆论的终点。 四、不同话题的并行与相互牵引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该院校的舆论并非围绕单一议题反复展开,而是多条话题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存在。 研究生退学相关讨论、改革举措的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表达,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引用、相互联想。某一议题的热度,往往会放大另一议题的关注度,从而强化“问题集中出现”的整体感受。 结果是,舆情逐渐脱离具体事件,演变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讨论背景。 五、新媒体机制下的叠加效应 从传播机制看,新媒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放大作用。网络情绪、算法推荐、话题标签以及跨平台传播,使得相关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拉近。 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呈现为“两件不同的事”,而更像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的相关内容集合。这种接收方式,容易强化整体印象,而弱化不同议题之间的差异。 六、基于传播结构的几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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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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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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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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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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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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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