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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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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文章推介

传播学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亚洲传播学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亚洲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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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智库看到的,并非完整的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5日 摘要:本文探讨西方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在分析中国时,因高度依赖公开文献而面临的方法论局限。在中国语境下,公开信息存在明显的筛选机制,导致研究者往往只能接触到“公开表达的中国”,而难以触及“实际存在的中国”。这种结构性的可见性差异可能引发样本代表性偏差,进而影响对中国社会复杂性及政策逻辑的整体判断。文章强调,理解中国必须同时把握公开文本与其生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可见信息等同于全部现实。 关键词:中国研究;智库分析;样本偏差;公开文献;认知结构 近些年,围绕中国的国际研究显著增多。西方智库、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持续投入资源,试图通过公开信息理解中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结构与政策走向。相关研究大量依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政策文件与媒体报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的判断框架。 这类研究具有其合理性,也构成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一个基础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仅依赖公开材料,是否足以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 一、公开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其边界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公开文献通常被视为最可靠的证据来源。它具备可验证、可引用、可追溯的特点,因此成为智库分析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在任何社会中,公开表达本身都存在边界。能够进入公开出版体系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性筛选与规范性约束。这意味着,公开文献首先反映的是“可发表内容”,而不必然等同于“全部存在的认知”。 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下尤为明显。公开发表的学术与政策讨论,通常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特征。这种一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观点单一或者统一,而可能反映的是表达空间经过过滤后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是“公开表达的中国”,二是“实际存在的中国”。 两者存在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合。...

亚洲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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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