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系统梳理了中国在欧洲信息空间中的影响力运作方式。报告将这一现象置于“混合战争”与“信息操控”框架之中,并提炼出一套具有结构性的“操作手册”。该文本不仅提供了观察中国国际传播的一种欧洲视角,也折射出当前欧洲对外部认知影响的整体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从传播到“安全议题” 报告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将信息传播纳入安全范畴。它认为,欧洲正处于“混合战争环境”,信息空间已成为关键竞争领域。在这一框架下,中国被视为继俄罗斯之后,在欧洲信息环境中日益活跃的外部行为体。 这一界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媒体合作乃至文化交流,均可能被重新解释为“影响力行动”。传播行为由此被“安全化”,其评价标准也从“有效沟通”转向“是否构成干预”。 二、操作机制:五种“手法”的结构化呈现 报告最具系统性的部分,是对中国影响力运作方式的归纳。报告提出五种主要手法: 第一,“借口说话”(borrowing mouths)。即通过欧洲本地的意见领袖、媒体人或网络内容创作者传播相关叙事。这些“中介者”拥有本地语言与文化优势,使信息更具可信度。...
2026-04-06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2026-03-13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一、从“信息获得”到“认知福祉”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2026-09-06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2026-08-02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2026-06-03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2025-04-01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202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