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镇压
美国拟立法，把“跨境镇压”定义为刑事犯罪
美国国会正试图将一个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政治概念——“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正式写入联邦刑法。 作者：《无界传播》评论员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4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制止跨境镇压法案》（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根据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威胁、施压、跟踪、恐吓等行为将被认定为“跨境镇压”，最高可面临10年刑期。 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中国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推动该法案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赋予中国政府对境外相关人员追责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新的联邦法律予以回应。 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它将不仅是一部刑事法律，更意味着美国正在将“跨境镇压”塑造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效力。 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使用“跨境镇压”这一概念。 2023年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司法部、美国国会、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陆续发布大量报告，将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列为实施“跨境镇压”的主要国家。 如今，美国试图进一步将其写入联邦刑法，这意味着一个政治概念正在完成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包括四个阶段：概念提出、媒体传播和社会接受、政府政策采纳、法律确认。 一旦进入第四阶段，一个概念便具有了更强的政策约束力和国际扩散能力。 因此，《制止跨境镇压法案》不只是增加一个罪名，而是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美国对于“跨境镇压”的定义权。 二、两种法律逻辑开始直接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立法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形成了鲜明对应。 中国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分裂，认为任何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行为都应依法追责。 美国则强调个人权利、政治自由以及海外社群的安全，认为外国政府不得利用行政、司法或非正式方式，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或施压。 双方并非仅仅存在法律条文上的差异，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治理理念。 在国际传播层面，这意味着双方正在围绕同一问题建立不同的话语体系。 中国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强调保护流亡社群、异议人士以及海外少数族群的人权。...
文章推介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美最新报告：北京目前未计划2027对台动武
“2027窗口”是如何被误传、误解和曲解的？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26年3月18日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报告在涉台问题上给出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判断：北京方面目前未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且未设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同时，报告强调，中国并未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选项，并将持续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有利态势。这一表述，对近年来围绕“2027时间点”的多重判断是一次重要校正。 一、报告核心：意图与能力的区分 此次ODNI报告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了两个长期被混用的分析维度：能力与意图。 从能力角度看，报告延续既有判断，认为中国相关军事能力正在持续提升，但进展呈现“稳定但不均衡”的特征，特别是在复杂两栖作战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意图角度看，报告则指出，当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已制定在2027年对台动武的具体计划。 这种区分意味着：具备能力，并不自动转化为采取行动；时间节点，也不必然对应决策节点。 二、“2027年攻台”来源：能力推断逻辑 “2027”这一时间点，主要来自美国军方的能力评估。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