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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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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二、理解传播是如何运作的 许多人认为传播就是信息传递。事实上,传播远比想象中复杂。 传播不仅包括信息发送者,还包括信息接受者,以及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尤其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传播简单理解为表达自己,但真正有效的传播,既包括表达,也包括理解。 传播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沟通。 国际传播的本质,不是让别人接受自己,而是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思考,同时让别人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思考。 只有理解传播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国际社会为何经常出现误解与冲突。 三、认识信息控制与信息可见性 很多人谈论信息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信息是否能够发布。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是否能够被看见。 现代社会的信息控制,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直接删除内容,而是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商业逻辑影响信息传播。 某些信息可以公开存在,却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某些观点并未被禁止表达,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文章推介

亚洲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Blog传播学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亚洲北美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亚洲北美

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争议何来

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亚洲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亚洲北美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