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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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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二、理解传播是如何运作的 许多人认为传播就是信息传递。事实上,传播远比想象中复杂。 传播不仅包括信息发送者,还包括信息接受者,以及双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尤其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传播简单理解为表达自己,但真正有效的传播,既包括表达,也包括理解。 传播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沟通。 国际传播的本质,不是让别人接受自己,而是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思考,同时让别人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思考。 只有理解传播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国际社会为何经常出现误解与冲突。 三、认识信息控制与信息可见性 很多人谈论信息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信息是否能够发布。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是否能够被看见。 现代社会的信息控制,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直接删除内容,而是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平台规则和商业逻辑影响信息传播。 某些信息可以公开存在,却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某些观点并未被禁止表达,却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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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最新表态

文/嘉央 3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其新书Voice for the Voiceless(《为无声者发声》)举行新书发布式。达赖喇嘛称,此书是“西藏未来的框架”。 他在书中说,他将在中国以外转世。这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转世的最新表态。 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就其转世表态,包括是否转世、谁来决定是否转世、转世到哪里、转世成什么,等等。 达赖喇嘛的这次表态会是最终决定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亚洲北美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亚洲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传播学

Doubao:Western Media and Elites Deliberately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News and Propaganda

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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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