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宗教与人权议题再次进入中美舆论场。 文/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对台军售、黎智英案以及“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等问题。 相比黎智英,很多中国公众对“金明日”以及“北京锡安教会”并不熟悉,但在美国宗教自由组织、保守派政治圈以及国际人权网络中,北京锡安教会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家庭教会案例。 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一个中国城市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北京锡安教会? 这里所说的“锡安教会”,特指北京的Zion Church。 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宗教组织,也不是某种跨国教会总部,而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体系中的一个新兴教会。 “锡安”(Zion)原本是《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象征神圣之地与信仰共同体。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名为“Zion Church”的教会,它与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同一概念。 北京锡安教会由牧师金明日于2007年前后创立,主要面向城市知识阶层、中产群体以及年轻职业人士。 在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曾经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中产扩张以及互联网传播,一些大型家庭教会逐渐形成较强社会影响力,北京锡安教会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其聚会人数一度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人。 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什么类型的教会? 从神学传统看,北京锡安教会属于中国新教(Protestant)背景下的福音派(Evangelical)家庭教会。 它的核心教义,与全球主流福音派基督教并无本质区别,包括相信《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强调个人“重生”与信仰体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重视祷告、布道与团契生活,强调个人道德与家庭伦理。 从公开讲道与资料看,北京锡安教会整体上属于较典型的城市福音派教会。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一些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共同特点。例如:强调教会自治; 重视信仰独立性;强调信仰生活不应过度行政化。 这些特点,也构成其与官方“三自教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张力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家庭教会”? 理解北京锡安教会,必须先理解“中国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现象。 在中国,新教体系大致存在两类组织:一类是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另一类则是未纳入官方体系、以自主聚会形式存在的“家庭教会”。...
2026-05-12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2026-08-23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2026-05-22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2026-03-082026年北京“特习会”结束后,台湾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战略界与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台湾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整个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的核心变量之一。无论是军事安全、科技供应链、国际秩序,还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台湾都越来越处于关键位置。 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虽然并未就台湾问题发布突破性协议,但会谈本身所释放出的信号,仍然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几年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特习会”至少对台湾产生了六个层面的影响。 一、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明显的“交易化”倾向 此次峰会后,国际舆论最关注的变化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式。 过去,美国对台政策虽然也强调战略利益,但往往会同时强调“民主价值”“盟友关系”与“印太安全框架”,而特朗普的风格则更加“交易型”。 部分国际媒体注意到: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对台湾问题的价值叙事明显减少; 更强调中美整体关系稳定;将台湾更多纳入中美谈判结构之中;部分对台军售安排出现延后迹象。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确定性感”,可能下降。...
2026-05-17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2026-06-05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2026-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