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三、两种模式的镜像 四、制度启示 如果福耀科大的模式能够持续推进,在民办公助、理事会治理、产学研结合中找到平衡,那么它或许能为中国高校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在现有行政框架中创造出相对独立的实验空间,推动教授治校、学术自治与产业服务的深度结合。 因此,福耀科大的意义已超出一所大学本身。它的成败,关乎中国新型大学实验能否走出一条制度化的道路。若能成功,它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胜利,更可能撬动中国高教制度的固有格局,引领变革的新潮流。
2025-09-13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2025-02-15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2026-03-11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2026-02-27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2026-03-24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2026-05-10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2026-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