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四、结构意义:组织形态的制度化嵌入 从100余所到1929所,数量变化不仅是教育行政层面的扩容,更体现出意识形态教育在高校组织结构中的制度化嵌入。建制形态由依附型教学单位转向独立学院;功能由单一课程教学扩展至教学、研究与宣传多重角色;评价机制由教学考核延伸至党委责任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100余所为区间表述。本文按100所估算得出“增长约18倍”的结论,属于测算口径。如按110或120所计算,倍数将相应降低。因此在正式文本中注明计算依据更为严谨。 总体来看,2012—2024年的扩张过程呈现出三重逻辑:高位政治推动、制度文件固化、组织结构规范化。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中国高校体系中实现了从边缘配置到全面覆盖的结构性转变。
2026-02-14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在相关讨论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校方通过正式渠道就部分情况作出了说明。从制度层面看,这类回应具有明确的程序意义。 但在传播层面,回应并未立即终止舆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讨论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当舆情进入整体印象阶段后,新的信息更容易被纳入既有叙事之中。 此时,回应文本更多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个节点,而非舆论的终点。 四、不同话题的并行与相互牵引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该院校的舆论并非围绕单一议题反复展开,而是多条话题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存在。 研究生退学相关讨论、改革举措的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表达,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引用、相互联想。某一议题的热度,往往会放大另一议题的关注度,从而强化“问题集中出现”的整体感受。 结果是,舆情逐渐脱离具体事件,演变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讨论背景。 五、新媒体机制下的叠加效应 从传播机制看,新媒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放大作用。网络情绪、算法推荐、话题标签以及跨平台传播,使得相关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拉近。 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呈现为“两件不同的事”,而更像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的相关内容集合。这种接收方式,容易强化整体印象,而弱化不同议题之间的差异。 六、基于传播结构的几点观察...
2026-01-25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2025-06-10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2026-07-01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2026-03-20资料整理/《无界传播》编辑部 一、全球传统搜索引擎市场份额(StatCounter 数据) 以下是截至2025年7月,市场份额排名前六的传统搜索引擎。 第一名:Google(约 89.6%):以精准算法、丰富生态系统和强大品牌影响力稳居全球搜索市场之首。 第二名:Bing(约 4.0%):微软开发,集成 AI Copilot 功能,借助 Windows 和 Edge...
2025-08-01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2026-03-26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
2026-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