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studies
What Western Think Tanks See Is Not the Whole of China
Author: Bi Yantao Date: June 5,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faced by Western think tanks an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en...
文章推介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