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policy signals and dispersed narratives, the European Union’s image in China is gradually evolving into a paradoxical condition:...
2026-05-23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2026-05-23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2026-03-22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2026-02-18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2026-08-16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地缘政治竞争、文化影响力争夺以及经济利益博弈等多个层面。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国家安全与数据隐私的“名义理由” 2. 地缘政治与中美科技冷战的核心 3. 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 4. 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抗 5. 美国国内政治的操作工具 打压手段与TikTok的应对...
2025-02-25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026-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