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xy war
Is the War in Ukraine a Proxy War?
Is your view of the Ukraine war truly your own—or was it chosen for you? By Bi Yantao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文章推介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Human Right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y Bi Yantao I. Concept 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