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向区域化倾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构建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超大规模自由贸易框架。东盟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区域内供应链黏性增强。 未来五年，亚洲内部贸易和产业协作将进一步深化。部分低端制造环节向东南亚转移，但核心零部件、原材料与技术环节仍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这种“外迁-再整合”模式意味着供应链分散化，但并非简单替代。 五、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多中心格局 所谓“近岸化”“友岸外包”确实在推进，部分国家试图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然而，中国在完整产业链、基础设施效率和规模制造能力方面仍具有显著优势。全面替代成本极高。 更现实的趋势是全球产业链多中心化：中国仍是重要节点，但不再是唯一中心。未来五年，中国出口结构将继续向新能源设备、电动车、电池材料、光伏组件和高端装备升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占比将逐步下降。 六、绿色与数字规则将重塑贸易形态 气候政策与数字经济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制度变量。欧盟碳边境机制将直接影响钢铁、水泥、电力等产品出口成本。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将逐渐纳入国际规则谈判。 若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和储能领域保持技术与规模优势，绿色转型可能成为出口新支柱，但若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受限，高端制造升级节奏可能受到制约。 七、风险与机会并存 未来五年的主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突发冲击、贸易制裁升级、金融波动外溢、技术封锁加码。主要机会则来自亚洲区域整合深化、南南合作拓展、新兴市场需求增长以及绿色转型红利。 总体判断，中国国际贸易环境将更加复杂、更加制度化、更加安全导向化，但并非全面收缩。规模增长可能趋缓，结构升级将成为核心任务。决定长期走向的关键，不在于短期顺差或逆差，而在于能否在技术标准、产业链位置与规则制定中提升主动权。...
文章推介
美中俄关系：什么是“反尼克松现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Four Decades of Good Deeds: The “Lei Feng Brother of Hainan” and a Teresa-Like Ethic of Serv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