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是技术环境的变化。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门槛,也增加了信息失真、操控与扩散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不再只是“表达”,而可能成为“影响工具”。 其次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境中,信息被纳入更广泛的战略工具箱,传播活动更容易被解读为“意图性行为”,从而进入安全视野。 再次是社会认知结构的变化。当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下降时,更容易接受“风险叙事”,这为安全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因此,安全化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建构。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风险的选择性放大与制度化回应。 三、谁在界定“风险”? 风险并不是自动显现的,而是被不同主体不断界定和重塑。 国家与政府机构通常拥有最终裁定权,它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将某一问题正式纳入安全范畴。但在此之前,媒体、智库与专家往往首先提出问题框架,影响公众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与审核中的角色,使其在事实上参与了“风险界定”。 例如,Meta Platforms或Google通过内容标注、账号限制与算法调整,影响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边缘化。它们未必直接“定义风险”,但会改变风险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并非单一权力行为,而是一种多主体互动的结果。...
2026-05-05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新闻集团(News Group)旗下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文章称,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ChatGPT说,《纽约邮报》属于右翼保守派,对中国立场属于”强烈鹰派“,涉及中国话题时,常强调“威胁”“间谍”“渗透”等关键词,倾向构建负面叙述。 这份民意调查由范登堡联盟(The Vandenberg Coalition)和JL Partners联合进行。 ChatGPT告诉笔者,范登堡联盟属于中右(鹰派)机构,对中国态度强硬(鹰派)。笔者发现,其官网把TikTok称为“特洛伊木马”。 ChatGPT介绍说,JL Partners是一家英国民调公司,基本中立,不倡导特定外交路线,不直接表达对中国的立场。 这项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现在有些机构打着“民意调查”的旗号进行议程设置或情绪操控,有些甚至属于“民调武器化”的范畴。 2010年我在《青年记者》发表了“ 国外对民调的一般要求及争议”一文,详见(2010年1月上第27页)。与之对照,诸位看官就明白“伪民调”长啥样。
2025-04-08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2026-04-02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2025-04-05文/唐摩崖 俄乌战争爆发已逾三年,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动因与战略博弈引发全球关注。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并非完全的战略自主体,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充当了牵制俄罗斯的前沿工具。 一、棋子说的逻辑基础 认为“乌克兰是棋子”的中国人,通常基于以下三点观察: 第一,北约东扩与美俄战略对抗是战争的深层背景从1999年起,北约五轮东扩不断接近俄罗斯边境,尤其是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被列入“潜在成员国”之后,俄方认为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些中国观察者据此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更是战略意图使乌克兰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缓冲地带”。 第二,美国对乌军事与情报支持规模巨大开战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超过1700亿美元(截至2025年中)。不仅提供武器、情报、后勤支持,甚至深度介入作战计划。有观点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干预早已超越普通援助,构成了对战争方向的实质性操控。 第三,乌克兰在外交自主性上的受限部分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政府在战前对加入北约的强烈坚持、以及战中与美西方立场的高度一致,使人质疑其战略自主性是否已让位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与顺从。特别是当乌国内和平派声音被边缘化时,“被利用感”在部分中国人眼中愈加明显。 二、反对棋子说的反驳理由 持不同观点者则强调,乌克兰并非美国操控的工具,而是在捍卫主权的斗争中拥有自身的立场与意志。其理由包括: 第一,乌克兰的国家意志不可忽视。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民意出现显著“去俄罗斯化”趋势。多数民众支持与欧盟接轨、加入北约的意愿上升,并非完全受西方操控,而是由乌社会内部对“国家认同”的重大调整推动。 第二,“棋子论”忽视了乌克兰的抵抗主体性。乌克兰不仅在战场上展现强烈的自主抵抗意志,其政治体制虽不完美,却经历了多次选举与政权更替,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并非棋子所具备的特征。 第三,俄乌冲突的起点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从国际法视角看,俄军大规模入侵乌克兰边界,构成对一主权国家的侵犯。在此背景下,将乌克兰简单定义为“代理人”,有模糊侵略责任、转移焦点的倾向。...
2025-08-05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2026-06-25当西方再次用“冲击”来定义中国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追问:被改变的,究竟是现实,还是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抛出一个论断: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美国正面临一轮“空前”冲击。这一说法迅速引发政策与舆论界广泛讨论。 那么,这种所谓的“冲击”究竟指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当下被再次强调? “China Shock”: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概念 在西方政策与学术语境中,“China Shock”(中国冲击)这一概念大致在2010年代初形成,主要源于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们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对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解释路径清晰明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部分行业形成了价格和规模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一些依赖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出现了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规模收缩等现象。...
2026-04-12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2026-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