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筛选
选择型社会的兴起：当代人的行动逻辑
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对抽象理念的情感投入在降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在观察者的位置。信息获取高度个性化，关注点落在具体利益与现实议题上，而非被给定的信仰或目标。对权威的态度也趋于工具化：尊重规则，但不依附权威；承认秩序，但不情绪化地崇拜。权威不再是意义的天然源头，而只是提供秩序与资源的平台。 这不是对抗，而是参与度的自我调适。宏大叙事若要重获人心，须凭实际利益与可信承诺，而非单方面的社会动员。 四、理性选择的土壤：成本下降，边界清晰 这种新活法，并非冷漠的撤退，而是深植于现实结构的理性选择。 其一，选择成本下降，改变成本上升。在平台化、市场化的环境中，替代选项触手可及，个体更易通过“退出”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二，心理健康话语的普及，让边界意识深入人心。自我保护、情绪价值，成为人际关系的硬约束。 其三，信息透明度提升，使差异一目了然，不再需要靠理想化的改造愿望维系关系。在此条件下，“筛选”便成为一种精准的风险管理，而非情感的贫乏。 五、效率与共识：不可偏废的两端 这一转向，注定带来双重后果。 一方面，它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强化了个体自主性。社会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理性。 另一方面，倘若筛选成为唯一逻辑，公共讨论可能失却耐心，说服能力或将弱化，社群日益同质，人际联结趋向契约化，深度信任的根基则可能松动。...
文章推介
国际巨星为何开唱海南？毕研韬教授解读背后逻辑
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同济大学部分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毕研韬教授致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的信
尊敬的教皇阁下： 愿和平与神圣的智慧与您同在。 我向您当选为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表示衷心的祝贺。愿您的教皇职务成为全人类和解与团结的灯塔。 我写信给您，并非以一位教授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位谦卑的求道者，致力于促进人类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超越所有文化、信仰和认知的边界。我是《无界传播》平台的创始人和总编辑，这是一个虽小但不断发展的平台，致力于实践我所称之为“认知脱嵌”的过程：引导个人、群体和组织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 我们的工作根植于一个深刻的信念：真正的和平始于我们不仅用心去看，更要超越心灵的局限——当我们学会溶解那些无声塑造我们认知的习惯、偏见和分隔的壁垒时，真正的和平便开始了。这一理想与基督教的和解愿景以及佛教的“去分别心”和“众生平等”的教义深深契合。 在您的个人旅程中——从您在秘鲁的岁月，到您成为圣父的升任——您展现了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精神。您当选为教皇利奥十四世，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坚信天主教会依然是一座充满恩典的活体容器，愿意倾听并重新与世界对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深感荣幸——《无界传播》社区也将从中受益——若教皇阁下能为那些寻求超越社会构建的界限、迈向理解统一之路的人们，送上简短的祝福或寄语。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邮寄，几句鼓励的话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和道德的指南，深受我们珍视。 感谢您，教皇阁下，感谢您为超越分歧的真理做出的见证。无论能否收到您的寄语，我依然感激您的存在与榜样。 敬上，毕研韬 总编辑《无界传播》,一个致力于促进认知自由的平台www.borderlesscomm.com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美国国会：中国产业升级对美国造成“空前冲击”
当西方再次用“冲击”来定义中国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追问：被改变的，究竟是现实，还是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抛出一个论断：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美国正面临一轮“空前”冲击。这一说法迅速引发政策与舆论界广泛讨论。 那么，这种所谓的“冲击”究竟指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当下被再次强调？ “China Shock”：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概念 在西方政策与学术语境中，“China Shock”（中国冲击）这一概念大致在2010年代初形成，主要源于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们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对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解释路径清晰明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部分行业形成了价格和规模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一些依赖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出现了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规模收缩等现象。...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发刊词
【《无界传播》编者按】《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为首任主编。它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核心，评述国内外时事、阐释革命主张、指导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向导》发行量巨大、影响遍及全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被誉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与舆论向导。以下是《向导》发刊词。—— 2026年5月3日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为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