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方针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三、制度逻辑：媒体独立性的早期表达 “四不”方针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早期的媒体伦理框架，其核心不是技术规范，而是立场约束机制。它试图在缺乏现代新闻制度保障的环境中，通过自律方式建立可信度基础。 从传播结构来看，这一方针解决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新闻与权力关系的边界；二是新闻与资本关系的边界；三是新闻与舆论情绪之间的距离控制。因此，它不仅是编辑原则，也是一种组织自我定位方式。 四、现实张力与内在局限 从现代媒体制度视角看，“四不”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主要张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完全“不党”在现实政治传播环境中较难持续维持，媒体往往不可避免地嵌入制度结构或意识形态语境。 其次，“不卖”在商业媒体逻辑中面临经营压力，广告与资本结构会对内容产生结构性影响。 再次，“不盲”在高度信息化与情绪化传播环境中，对媒体专业判断能力提出持续挑战。 因此，“四不”更多是一种规范性目标，而非可完全实现的状态。 五、当代意义：媒体伦理的历史参照 尽管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四不”方针仍具有分析价值。在当代信息环境中，媒体面临平台化、算法分发与舆论极化等新结构性条件，其核心问题依然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独立性、可信度与公共性。...
文章推介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