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2025-05-17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2026-05-18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2025-08-12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2025-10-11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2026-03-03在这个信息纷杂但共识稀缺的时代,《无界传播》秉持”以理性穿透偏见,以对话消弭鸿沟”的初心,致力于构建跨文明对话场域。我们相信,当文字成为解构认知壁垒的手术刀,当思想化作弥合文明裂痕的黏合剂,人类终会抵达更高维度的和谐化境。 【征稿主题】《无界传播》旨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消除认知鸿沟,促进跨越地域、种族、信仰、阶层、国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行文准则】 展示较高维度;呈现事实依据;避免空泛议论;构建严密推演链条;提出新见解;理性阐述;彰显人文关怀;遵守相关法律;作者拥有完全版权。 【特别说明】《无界传播》由总编辑个人薪金维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无力支付稿酬,祈望谅解。 【文章篇幅】言简意赅,以1000-2000汉字或600-1200英文单词为宜(稍长文章请附摘要) 【语言要求】中文或英文 【投稿邮箱】bytaishan AT sina.com (3日内如收不到回复,请换种方式联系或另投它处) 【结语召唤】当您写下每个字符时,都是在为不同文明搭建对话的连廊;当您的观点被传播时,就是在给世界的伤口敷上理性的药膏。《无界传播》期待与您共同书写一部特殊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而是用思想与文字铸就的和平史诗。...
2025-02-22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2026-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