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2025-04-28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2025-04-10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2026-05-31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2025-08-08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2026-01-29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2025-09-24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2026-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