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博弈
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华人群体而言，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出现：过去被视为普通社会联系的一些活动，如社区组织、文化交流、媒体运营和公共事务参与，现在可能被放置在更加复杂微妙的社会环境中观察。 因此，海外华人面临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保持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的同时，增强自身参与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二、最大挑战：身份、政治与跨国联系的复杂交织 海外华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连接。他们可能熟悉不同文化，拥有跨国职业经历，参与多个社会网络，关注不同国家的发展。 这种跨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多重联系也可能带来新的解释空间。 当个人身份、族群背景和国际议题发生关联时，个体行为有时可能被赋予超出自身意图的政治含义。 因此，海外华人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更加重视角色定位。 参与政治没有问题，维护文化联系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关系是否清晰；行为边界是否明确；公众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其立场和利益关系。 透明，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三、华文媒体需要重视新闻与传播边界 王爱琳案件涉及华文媒体运营，引发了对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思考。...
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国成为盟友，美国社会对华人态度逐渐改善。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但仍保留严格移民限制。直到1965年移民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华人才真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经验具有双重性：他们既经历过制度性排斥，也通过教育、创业和社会参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移民群体到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美国华人与19世纪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相关数据，华裔美国人口规模已超过500万，成为美国亚裔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科技、教育、医学、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华裔美国人参与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发展。 然而，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完全消除身份困惑。 对早期华人移民而言，核心问题是“能否进入美国”，而对今天许多华裔美国人而言，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被理解”。 大量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国家。但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们有时仍可能因为族裔背景、中国家庭联系或文化身份而受到额外关注。 这种经历形成了一种现代身份困境：法律身份已经美国化，但社会认知有时仍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三、国家安全关注与族群身份之间的张力...
文章推介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信息安全的边界：过度管控正在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涉华新信号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近日发布，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对华信号：日本对华安全认知仍在强化，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微妙调整。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过去几年，日本防卫文件不断强化“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之间的关联”。然而，2026年版本删掉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安保”这一表述，转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这一删改并不意味着日本降低对台海的关注。相反，它反映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安全准备继续推进，政治表述适度降调。 这是2026年防卫白皮书释放的重要对华信号。 一、删除“日本安保关联”：日本为何调整台湾表述？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中一个明显趋势，是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身安全框架。 特别是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判断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安全研究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海发生重大危机，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第一，地理因素。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日本认为，台海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日本周边海空安全。 第二，美日同盟因素。美国在日本拥有重要军事基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日本是否提供基地、后勤和其他支持，将成为现实政策问题。...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