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把叙事入口嵌入全球共同议题。 从不平等、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痛点切入，呈现经验的“可用性”。 3.让国际合作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叙事主体。 由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以真实案例“代言”，以第三方视角建立信任。 问题二：怎样做好公共外交多元传播主体的协调和激励，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公共外交天然带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具有动员性和宣传性，它会收编民间国际传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反而不利于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建设。更有效的路径是以国际传播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体的作用：政府提供事实基础与公共信息，社会主体以专业身份参与全球公共议题，从而自然构成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可以从三点推进： 1. 以“信息开放”而非“口径统一”作为协调的核心机制 协调并非让不同主体“齐步走”，而是要让他们获得真实、准确、可验证的数据，降低信息壁垒，使专业群体能够基于各自经验形成独立表达。当信息对称、多源验证成为基本条件，多元主体在自然状态下就形成互补，而非机械重复。 2....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文章推介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英国《卫报》：中国产业向内陆转移，是“第三线回归”吗？
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 A New Global Benchmark in Media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legally binding media freedom regulation takes effect, ush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