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构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假设情报机构发现了一起中国间谍活动。 第一步，是确认事件本身。 第二步，是判断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则可能进一步判断：这是否代表一种更广泛的行为模式？ 到了这里，问题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具体事件可能被纳入“外国干预”框架；多个事件又可能被纳入“中国安全挑战”框架。 当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问题都被放到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解释时，最终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加概括性的判断：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个过程并不一定存在人为操纵，也不意味着情报机构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但它值得被研究。因为从具体情报到宏观国家认知，中间经历了一个概念扩大、议题整合和意义赋予的过程，而情报机构掌握着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第一手材料”。 三、情报机构有特殊权力，也面临特殊的制度压力 情报机构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调查权限、技术资源以及大量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判断天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很少被讨论的制度性问题：情报机构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情报机构的核心成绩之一，就是发现风险、预警威胁、阻止事件发生。风险发现得越多、越重要，机构的必要性似乎就越容易得到证明。 这当然不能推导出“情报机构故意制造威胁”，但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主要负责发现威胁的机构，会不会逐渐形成一种以风险为中心的职业观察方式？...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从国家治理和国际交流的角度出发，应进一步明确这类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公共职能，并以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呈现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使其回归为常规的行业监管机构。这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和社会信任，也有助于在国际语境中展现更加开放、规范的治理形象。
文章推介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