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假设情报机构发现了一起中国间谍活动。
第一步，是确认事件本身。
第二步，是判断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中国情报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则可能进一步判断：这是否代表一种更广泛的行为模式？
到了这里，问题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具体事件可能被纳入“外国干预”框架；多个事件又可能被纳入“中国安全挑战”框架。
当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问题都被放到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解释时，最终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加概括性的判断：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个过程并不一定存在人为操纵，也不意味着情报机构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但它值得被研究。因为从具体情报到宏观国家认知，中间经历了一个概念扩大、议题整合和意义赋予的过程，而情报机构掌握着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第一手材料”。
三、情报机构有特殊权力，也面临特殊的制度压力
情报机构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调查权限、技术资源以及大量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判断天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很少被讨论的制度性问题：情报机构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情报机构的核心成绩之一，就是发现风险、预警威胁、阻止事件发生。风险发现得越多、越重要，机构的必要性似乎就越容易得到证明。
这当然不能推导出“情报机构故意制造威胁”，但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主要负责发现威胁的机构，会不会逐渐形成一种以风险为中心的职业观察方式？
尤其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重点关注的战略对象以后，来自中国的风险信息很容易获得高度关注，而来自中国的合作机会、经济利益以及社会联系，则可能更多由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负责解释。
如果不同职业之间缺乏充分的平衡，最终进入公众视野的“中国”，就可能越来越接近一个安全对象，而不是一个具有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属性的国家。
四、真正需要防范的是情报成果的政治化
情报机构提供专业判断没有问题；政府根据情报制定安全政策也没有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情报判断是否在离开专业领域之后，被不断转化为政治论证，并最终成为社会共识。
例如，一项关于中国间谍活动的情报，可以支持加强反间谍措施。如果进一步被用于证明“中国整体上正在对澳大利亚实施系统性攻击”，再进一步成为扩大国防预算、限制技术合作、强化投资审查甚至重新定义中澳关系的依据，那么情报成果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从专业判断到政治叙事的转换。
这种转换未必错误，但必须能够被审查。因为政府需要情报机构提供风险判断，而情报机构也需要政府和社会认可其工作价值。如果两者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就可能产生一个值得警惕的循环：
发现中国风险—强化中国威胁认知—推动安全政策—产生新的安全摩擦—进一步发现中国风险。
这并不是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虚假的。问题在于：整个循环可能使一种特定的认知不断得到强化，而其他解释逐渐失去空间。
五、我们不是否定情报，而是保持判断距离
对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评价不应该简单变成“它们在制造中国威胁”。这样的结论既不严谨，也无法解释大量真实存在的安全事件。
更合理的问题应该是：情报机构发现了什么？这些发现经过了怎样的分析？哪些属于已经确认的事实，哪些属于情报判断？从个别中国安全事件到“中国威胁”这一整体判断，中间增加了哪些推论？这些判断又是如何进入政府、议会、媒体和公众认知的？
我们需要暂时把一个已经形成的“中国威胁”判断拆开来看，重新区分事实、情报评估、政治解释和社会认知。
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哪些中国行为确实构成威胁，哪些只是竞争，哪些是正常的国际交往，又有哪些问题可能因为不断被安全化而进一步恶化中澳关系。
一个成熟的国家安全体系，不应该害怕重新审视自己的威胁判断。
情报机构的职责是帮助国家发现危险，而不是替整个社会决定应该如何理解一个国家。
当我们开始追问“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时，真正需要观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情报，而是情报如何变成判断，判断如何变成政策，政策又如何反过来塑造整个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