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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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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此次修法却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 台湾要修改的不是媒体法、广播电视法、新闻法或者网络治理法,而是《国家情报工作法》。 这意味着台湾正在从制度层面重新界定认知战的性质。 在新的框架下,认知战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信息传播问题,而被纳入情报工作的范畴。 这种转变看似只是法律定位的变化,实际上却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台湾社会对于信息传播的理解方式。 二、情报逻辑与传播逻辑悬殊 传播工作的基本逻辑是开放。不同观点竞争,公众自主判断,社会通过持续讨论逐渐形成共识。 情报工作的基本逻辑是防御。它强调威胁识别、风险评估、来源追踪以及安全管控。 当一个问题被纳入传播框架时,人们关注的是信息内容是否真实、论证是否合理、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 而当同一个问题被纳入情报框架时,人们更关注的是:谁在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两种逻辑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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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北美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Blog传播学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传播学

毕研韬团队战略传播作品目录

(以发表时间为序;2026年5月9日更新) 一、专著及图书章节 1.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纲要.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 2.毕研韬.战略传播.载毕研韬主编《品牌之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336-343页。 二、期刊论文 1.毕研韬.战略传播中媒体的尴尬角色.《青年记者》,2010(11):69. 2.毕研韬、王金岭.战略传播初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0-162. 3.毕研韬.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战略传播视角.《科技智囊》,2011(10)32-38. 4.毕研韬.战略传播中的媒体运用.《新闻战线》,2013(10):77-79. 5.毕研韬、殷娟娟.新媒体、战略传播与边疆治理.《宜春学院学报》,2014(5):64-67. 6.毕研韬.以战略传播统摄我国反恐大业.China Media...

亚洲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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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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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