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2026-02-19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2025-04-06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2026-08-16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2025-06-03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2026-03-11伊朗发布这封公开信,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外交实践。 文/毕研韬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于2026年4月1日发布了一份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该信件的官方原文是波斯语,网络上流传的英文版本均为媒体翻译文本,并非官方英文版本。中国部分自媒体误传“伊朗总统以波斯语和英文双语发布”,与事实不符。 一、公开信的传播策略 这封公开信的传播策略可以从受众定位、信息呈现、叙事结构与媒介选择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受众定位 信件明确面向三个层次的受众: 这一策略遵循国际传播中的双向定位原则:既面向外部争取理解,也面向内部稳固舆论。 2.信息呈现策略 3. 叙事结构与传播逻辑 信件结构呈现“身份—历史—现实—反问—倡议”的逻辑:...
2026-04-03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2026-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