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一些用户还质疑,许多使用多年的旧车性能稳定,却因不符合新标准而被要求淘汰,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从监管角度看,标准化有助于降低事故风险,但从民生角度看,如果技术标准与现实使用需求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就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共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合理性,也需要社会接受度。 三、基层执法争议正在影响治理感知 除了标准争议之外,部分地区执法方式也成为舆论焦点。 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映存在处罚偏重、教育不足的问题。例如,轻微违规即被罚款、短时间集中整治、执法尺度不统一等,都容易让公众产生“运动式执法”的观感。 尤其对于依赖电动自行车维持生计的外卖员、快递员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频繁处罚会直接增加生活压力。 需要看到的是,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也取决于公众对治理过程的感受。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便利、安全与秩序,治理容易获得支持;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压力、不便与成本增加,治理阻力就会迅速上升。 因此,基层治理不仅是规则管理,也是社会情绪管理。 四、电动自行车背后,是城市民生结构问题 电动自行车之所以高度敏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城市生活结构。...
2026-05-18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2026-09-26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2025-12-15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2026-04-25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2026-06-10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2026-09-16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2026-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