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 认知安全困境最值得警惕之处,是双方可能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的过程中,逐渐削弱彼此的安全感。 二、为什么单纯加强反制难以破局? 面对认知威胁,增强信息核验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和防范隐蔽操纵,当然具有必要性。但如果应对思路主要集中于识别对手、揭露对手和反制对手,就可能忽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自身的防御行为是否也在改变对方的威胁感知? 当认知战成为解释复杂两岸关系的主要框架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对方的行动被优先理解为有意操纵,而不是先区分其性质、来源、证据和实际影响。如此一来,新的信息未必能够修正原有判断,反而可能被纳入既有的对抗性解释。 这并非台湾独有的问题。任何一方都可能陷入类似的认知惯性:强调对方的威胁,却低估自身行为对对方判断的影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安全焦虑,却不愿认真分析对方为何感到不安全。 因此,破解认知安全困境不能仅仅依赖增加传播声量,也不能指望一方单方面改变叙事,就能让另一方同步调整认知。更现实的方向,是为不同认知之间的接触、检验和修正创造条件。 三、官方互信不足,民间对话仍有空间 两岸政治分歧复杂,官方沟通渠道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要求双方首先建立政治互信,再开展认知对话,可能使问题陷入循环:因为缺乏互信,所以无法对话;因为缺乏对话,又难以减少误判。 民间对话的意义,在于不必以解决根本政治分歧为前提。 两岸学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及其他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人士,可以围绕彼此的风险认知、信息判断和社会心理展开交流。参与者不必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必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持有一致判断。 这种对话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谁的立场正确”,而是几个更基础的问题:双方如何理解对方的行动?哪些事实存在争议?哪些判断来自亲身经验,哪些来自媒体叙事?双方各自担忧什么,又有哪些担忧没有被对方准确理解?...
2026-10-13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2025-05-09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2026-09-18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2025-08-24一个传播平台越靠近某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就越需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公共价值。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南加州多个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其中涉及鹰龙传媒(EDI Media)创办人苏彦韬(James Su)的住所和办公地点。 此次行动涉及“外国影响力”调查方向,但截至目前,美国司法部门尚未公布针对鹰龙传媒或其负责人的正式指控。 所谓“华裔媒体”,可以理解为是“华裔社区媒体”的简称,强调服务于华人社区。 鹰龙传媒为何进入FBI视野?美国究竟关心什么?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媒体、文化交流平台和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外国影响力”讨论范围,成为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的对象。 一、鹰龙传媒是一家怎样的华裔媒体? 鹰龙传媒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综合性多媒体公司。...
2026-08-02Whatever our jobs or social positions, most of us are struggling to...
2026-09-02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2025-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