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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传播学

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文章推介

亚洲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北美

美国为什么打压TikTok?

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地缘政治竞争、文化影响力争夺以及经济利益博弈等多个层面。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国家安全与数据隐私的“名义理由” 2. 地缘政治与中美科技冷战的核心 3. 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 4. 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抗 5. 美国国内政治的操作工具 打压手段与TikTok的应对...

传播学

什么是“信息韭菜”

“信息韭菜”是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用来描述在信息环境中处于特定弱势状态的群体。 一、定义 “信息韭菜”是指那些在信息的接收、处理及运用过程中,因各种原因缺乏对信息的甄别、分析与批判能力,从而容易被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的信息误导、操控,进而做出不合理决策或行为的人。 二、常见行为表现 三、产生的主要原因

传播学

2025年11月全球国际访问量前十网站排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Similarweb 与 Semrush 对全球网页访问量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以跨国网页访问次数(Monthly Web Visits)为核心指标,当前全球国际访问量排名前十的网站如下: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ChatGPT、Reddit、Wikipedia、X(原...

传播学北美

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亚洲传播学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