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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神秘电台:俄罗斯“末日电台”到底在播什么?

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从工程角度看,真正的核指挥与控制系统通常采用多重加密链路与冗余机制,不太可能依赖单一、公开可监听的短波信号作为关键触发条件。因此,将UVB-76直接等同于“核末日开关”,在技术上并不严谨。 更具解释力的三种技术路径 在排除未经证实的极端假设后,目前较为稳健的解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军事通信信标或占频系统。持续的蜂鸣声可以用于标识某一频段已被占用,从而防止其他通信系统干扰。这在短波通信中是一种常见做法。 第二,编码信息广播节点。该电台偶尔插入的语音内容,通常为无明显语义的字母与数字组合,类似冷战时期广泛存在的“数字电台”。这类系统被认为用于向特定接收者传递加密指令。 第三,备用或冗余通信链路。在高风险环境中,军方通常会保留多种通信路径,以防主链路受损。短波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抗毁性较强的特点,因此可能被用作备份系统的一部分。 上述三种解释虽然无法完全揭示其具体用途,但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2025年的“异常”与再度关注 2025年,这一电台再次引发外界关注。监听记录显示,其语音插入频率明显上升,部分时段出现多条编码信息连续播出,甚至出现短暂中断和非标准音频。 这些变化在时间上与若干国际事件存在邻近性,例如地缘冲突升级或大国外交互动。但需要强调,这种“时间重合”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紧张时期,军事通信系统整体活跃度提升,从而反映在该电台的信号变化上。 同时,短波频段本身容易受到干扰,一些异常声音也可能来自外部信号入侵或技术性噪声,而非电台自身功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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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西方智库:中国借助“外国网红”扩大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捷克等研究机构陆续发出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将“外国网红”(外国影响者、自媒体创作者)纳入国际影响网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5日 相关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官媒,这些看似独立的海外创作者,正成为北京更具说服力的“代言人”。西方多份智库报告已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 一、从“讲好中国故事”到“借嘴说话” 中国官方长期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权”。近年来,相关策略显著升级——从直接由官媒发声,转向通过外国的“本地影响者”间接传播。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2026年3月发布政策简报《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欧洲

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亚洲

董明珠“海归间谍论”暴露了什么

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亚洲

台海风险升级:核战争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亚洲传播学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