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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副教授投湖自尽,网传绝笔信曝光高校考核乱象

2026年10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54岁副教授、硕导白保国不幸离世,网传其因长期遭受不公考核与畸形学术压力而投湖自尽。 作者:石敢当 | 发表时间:2026年11月5日 伴随事件发酵,其网传绝笔信曝光,指控学校治理乱象、考核双标与学术造假潜规则。目前校方、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委巡视组均已介入核查,但这起以生命抗争的悲剧撕开了当下高校“破五唯流于口号”的真相。 以下文字版“绝笔信”提取自微信公众号《甄选双一流》中的图片,《无界传播》未做任何改动。 各位同仁、我亲爱的亲人、朋友、同学们,永别了! 延安大学有“皇帝新衣”:“1、延安大学现行聘期考核制度对教授设置了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论文发表数量硬性指标。在实际执行中,绝大部分教师为完成上述考核指标,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至学校,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将资金回流至本人,配套不实账务材料完成横向经费任务;2、延安大学规定“所有教授每个聘期必须完成几篇论文的发表”,绝大多数教师自行出资付费发表论文,以此满足论文考核要求的情况。”这“皇帝新衣”延安大学人人必穿!我系延安大学鲁艺学院一线教学钢琴教授,承担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工作,岗位职责为课堂教学、舞台展演、艺术人才培养。始终拒绝穿戴“延安大学皇帝新衣”! 此前在学校一次关于教师迟到问题处置的会议上,本人提出意见:校内大量存在长期吃空饷人员,历年考核均评定合格;涉事教师仅迟到数分钟,处置尺度过重。该意见提出后,本人与学校相关管理人员产生分歧。 2025年9月,学校人事处告知本人,因两个聘期没有穿戴“延安大学皇帝新衣”,未完成考核任务,两个聘期考核结果不合格,拟对本人降级、转聘处理。学校经研究,将我与另一名吃空饷人员确定为考核不合格人员,向本人下达限期整改要求,整改实质要求即是完成前述横向经费、论文指标。明确要求本人穿上“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否则降级、转岗!整改期间,延安大学多次对我作出不在岗考勤通报,干扰正常教学工作;我提交听课学生出具的在岗授课证明后,相关核查回复称记录错误、或者是核查人员走错教室,未纠正相关不实考勤记录。 本人要在心爱的教育岗位上正常工作,就必须穿上“延安大学皇帝的新衣”!按照学校当前考核执行的现实做法,如果想要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履职,就必须通过前述虚假横向项目、自费刊发论文的方式完成指标,该行为属于学术和科研弄虚作假,本人不愿参与;但如不完成该类指标,将面临降级、转聘处理。本人希望能够按照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本身的职责定位,以教学、艺术展演、人才培养实绩作为考核依据,公平参与聘期考核,正常开展教学工作。本人曾尝试反映相关问题,但缺少实证。按照整改要求出资15万元办理横向项目经费、出资5万元用于论文发表,通过参与该流程留存证据。但本人知晓该操作本身属于违规弄虚作假,内心十分矛盾。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不穿“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又无法正常工作!我该怎么办?出资15万、5万去操作虚假横向资金循环、付费买论文,本身违反《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师德师风规定;一旦操作,本人会构成学术不端、套取或虚假申报科研经费,轻则师德处分、撤销职称,重则追责,哪怕目的是取证,这个行为本身是违规违法的,来源是本人主动实施违规行为形成,纪检、教育部门一般不会采信,反而直接先处理本人的违规行为;我该怎么办?我向党和国家发问:“苍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救救我!”没有回应。同仁同事们都已经穿上“延安大学皇帝新衣”,我向党和国家反应却没有证据!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只能按照延安大学的安排:交15万元完成横向项目资金引进!我出资5万元发表论文!完成整改内容!取得“延安大学皇帝新衣”的证据!我只能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揭露“延安大学皇帝的新衣”!如下: 一、延安大学存在大量在编人员长期不在岗、不履行岗位职责,属于吃空饷违纪行为,学校相关部门审核把关放水,违规评定年度考核合格,人事、财政资金监管失职。根据中组部、人社部《防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长效机制指导意见》规定,在编人员长期不到岗、不履行岗位职责,持续领取财政拨付工资、绩效待遇,属于典型吃空饷违纪行为,依规应当追缴违规领取财政资金、作出相应处理。现有部分在编人员长期脱离岗位,不承担教学、科研、管理等任何岗位职责,考勤长期缺岗,不完成岗位工作任务,但学校人事、院系、考核工作组在考勤审核、年度考核等次评定、工资绩效发放环节未依规把关,仍然将该类人员评定为年度考核合格。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相关规则,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到岗履职、未完成岗位职责的,不符合考核合格的评定条件。相关管理人员明知上述人员长期脱岗,仍然审核通过合格等次,属于人事管理失职、考核审核把关不严、财政资金监管失责;如存在刻意包庇情形,相关分管领导、院系负责人、人事经办人员应当承担失职渎职的纪法责任。 二、延安大学考核标准设置违规,机械推行“唯经费、唯论文”,违背国家教育评价改革政策,以虚假科研指标倒逼教师造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推行分类评价,根据岗位类型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特别是艺术类教学表演岗,应当以教学质量、育人成效、舞台实践展演、师德师风作为核心评价标尺,不得简单以横向科研经费额度、论文数量作为合格与否的硬性门槛。但延安大学鲁艺学院在年度考核中,对钢琴等艺术教学表演岗位一刀切设置横向科研经费、论文数量硬性指标,将是否完成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作为考核合格的重要判定条件。该考核规则本身与国家“破五唯”政策相悖,评价导向严重扭曲。为完成上述硬性指标,绝大部分教师被迫自筹资金走账空转横向项目、花钱购买论文应付考核指标,形成虚假科研数据。本人一贯恪守师德规范与学术诚信,保质保量完成全部课堂教学、展演、育人等本职工作,无任何师德失范、教学失职问题,仅仅是拒绝参与自筹资金空转横向项目、拒绝购买论文应付指标,就被评定为年度考核不合格。本人不存在任何履职不到位、违规违纪情形,本次不合格考核结论缺乏正当事实依据,属于考核结论不当。 三、两类事实叠加,凸显学校年度考核执行双重标准、选择性考核,监管体系多处失守,诚信者受打压、违规者被纵容。综合前述两项事实,本次考核形成极其明显的反差:踏实在岗、认真教书育人、坚守学术诚信、拒绝科研造假的一线教师,被评定考核不合格;长期脱岗吃空饷、完全不履行岗位职责的在编人员,却顺利考核合格。由此可见,学校年度考核并未以师德师风、教学实绩、岗位履职、诚信从教作为评价标尺,实际是以是否愿意完成虚假量化科研指标、是否参与科研造假作为隐性考核标准。这套考核机制直接纵容吃空饷违纪现象、纵容虚假横向项目、买卖论文等科研失信行为,反向打击坚守底线、诚信履职的教师,立德树人要求、教育评价改革政策在学校落实流于形式。学校人事考勤、年度考核、科研管理多重监管环节同时失守,放任违纪乱象,严重破坏校内公平的育人环境,损害事业单位人事考核制度严肃性,侵害诚信履职教师的合法权益。 被举报单位:延安大学 被举报相关责任人:延安大学分管人事、科研、年度考核工作校领导,鲁艺学院负责人、学校人事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年度考核工作相关审核人员 举报请求 1、依法核查延安大学存在的在编人员吃空饷问题,对长期不在岗、不履行岗位职责却正常领取财政工资、绩效并考核合格的人员予以清查,追缴违规领取的财政资金,依规依纪追究考勤、考核、工资核发环节相关管理人员失职责任; 2、核查延安大学年度考核制度违规问题,责令纠正延安大学艺术类教学表演岗(钢琴等专业)一刀切设置横向科研经费、论文数量硬性考核指标的做法,废止违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破五唯”、分类评价要求的不合理考核条款; 3、核查对本人存在考核双重标准、考核不公问题,依法撤销对恪守学术诚信、正常履职教学的本人作出考核不合格结论; 4、核查学校默许、诱导教师自筹资金空转横向项目、购买论文完成科研指标的管理乱象,纠正扭曲的考核导向,保护诚信从教、踏实履职的一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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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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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杨梅,引爆中国水果行业的信任危机

2026年5月,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持续发酵,连累其它软皮水果市场。 许怀安 供稿  2026年5月19日发布 媒体曝光显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等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并添加来源不明的高倍甜味剂浸泡杨梅,以延长保鲜期、改善口感和外观。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全国多地批发市场紧急下架相关产品,电商订单骤减,价格暴跌,杨梅产业遭遇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地一果的市场波动,而是整个中国水果产业由此暴露出的系统性信任危机。消费者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杨梅有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杨梅可以泡药,还有多少水果也在被化学改造?” 一场看似偶然的风波,为何会迅速失控? 杨梅本身,是一种极端依赖时效的水果。它表皮脆弱、含水量高、保鲜周期极短,常温环境下往往一两天便会腐烂变质。对于大量依赖跨区域销售的产区而言,运输损耗一直是行业痛点。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一些收购商开始通过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方式延长货架期,提高卖相与甜度。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非个别人的“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产业压力下形成的灰色生存逻辑。 在许多水果产区,种植主体高度分散,小农户、小收购点、小加工链条大量存在。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冷链仓储能力不足,标准化体系缺失。在激烈价格竞争下,合规经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违规操作却能明显降低损耗、提升售价。于是,“别人都这样做,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逐渐演变成某些环节默认的潜规则。 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个体失范,而是违规开始被结构性合理化。 中国水果产业,正在遭遇“信任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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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营销为什么这么多“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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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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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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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