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裁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文章推介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幸福之国”不丹为啥不与中国建交？
在两个变量显著变化之前，不丹维持现状具有高度理性基础。 文/毕研韬 截至目前，被誉为“幸福之国”的不丹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虽保持边界谈判与一定层级的官方接触，但未互设使馆。这一事实在联合国成员国体系中较为罕见。其原因并非情绪性对立，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集中在边界问题、地缘安全结构以及小国外交策略三个层面。 一、边界问题：建交前的制度性障碍 中不之间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但自1984年起已启动边界谈判。根据双方公开资料，谈判至今已举行二十余轮。争议主要集中在西段（包括多克拉姆高原一带）与北段若干地段。2021年，双方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文件，表明双方有意通过制度化路径解决划界问题。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往往构成建交的现实障碍。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建交与划界并非必然顺序关系，但对于体量较小、战略环境敏感的国家而言，在边界未定情况下推进建交，可能放大国内政治与安全压力。因此，边界问题是一个可验证、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 二、印度因素：区域安全结构的现实约束 不丹的对外战略高度嵌入南亚安全体系。1949年，不丹与印度签署《友好条约》，2007年修订后强调双方在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上“密切合作”。虽然修约强化了不丹的外交自主表述，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协调依然紧密。 不丹经济结构亦显示出高度依赖性。水电是其核心支柱产业，电力几乎全部出口至印度，相关融资与工程建设主要依赖印度支持。这种经济-安全双重依存关系，使不丹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必须充分评估印度立场。 2017年发生于多克拉姆的中印对峙事件，将不丹西部边界问题推至国际舆论前台。该地区毗邻印度“西里古里走廊”，被视为印度东北安全的关键通道。事件本身说明，中不边界并非单纯双边议题，而是嵌入中印战略竞争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在处理中方关系时自然更趋谨慎。 三、小国外交策略：低暴露与渐进主义 不丹人口不足百万，长期奉行有限外交战略。其驻外使馆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较少，外交资源集中于联合国、南亚区域合作框架以及与印度的双边关系。这种“小网络、低暴露”的外交布局，符合其国家治理重心——稳定优先与可持续发展优先。...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