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公开市场报告长期显示，TikTok活跃用户中18—34岁人群占比超过60%。因此，传播主力明显偏向年轻群体。这种代际结构影响了内容风格与表达方式，使其更具青年亚文化特征。 全球语境：健康焦虑与慢节奏需求 疫情后，西方社会对身心健康与生活节奏的关注显著增强。八段锦、太极等低强度运动通常处于3—4 METs的能量消耗区间，安全性较高，适合日常坚持。东方养生理念在此被理解为“温和而可持续的身体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元素被嵌入全球健康叙事之中。它不再主要依赖宏大叙事，而通过具体生活方式获得认同。 认同结构：数字时代的象征性归属 Z世代普遍习惯以标签化方式进行身份实验，例如尝试不同文化风格或生活模式。“Becoming Chinese”在这一结构中是一种象征性参与。它不要求法律身份转变，而强调情绪认同与体验共享。 这种“轻量级文化认同”是数字时代常见现象。文化被当作可进入、可体验的资源，而非必须承担的长期身份结构。 传播意义：国家形象的日常化重构 这一现象反映出国家形象生成机制的变化。过去以政策与制度为核心的对外叙事，正在被日常生活场景所补充甚至替代。国家形象在平台时代更多通过用户共创形成。...
文章推介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Why Do Research Outputs Surge After Becoming a Dean?
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中美关税大战：BBC不懂中国
文/毕研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4时（北京时间4月3日凌晨4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 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6时（美国东部时间4月3日凌晨6时），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反应之快，让外界吃惊。 BBC（中文）解读说，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宣布，“某种程度上想在国内掩盖这一新闻，不要过于惊吓到民众”。 这个臆测毫无依据。这么重大的事件，在什么节点发布有啥区别？何况，在自媒体时代，周五下午六时，不正在黄金时段吗？ BBC中文还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时候在做什么”。BBC杜撰到： “习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在外出植树，强调应对砍伐森林的必要性。这展示了面对特朗普时的镇定，显示了一种气氛：华盛顿你尽力去做吧，这里是中国，我们对你的胡言乱语不感兴趣。” 如果BBC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一年前（2024年）的4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4月3日或4日参加植树活动，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惯例时间。 BBC（中文）这次的误读，说明了什么？是不懂中国，还是其它原因？BBC的这种低级错误，该怎样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