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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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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我国国际传播可大体分为“斗争型”和“沟通型”,专家也明显分为这两类。 “斗争型”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国际舆论竞争,包括舆情回应、立场表达、叙事竞争、地缘博弈等。这类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期不可替代。 “沟通型”则着眼于理解外部社会,通过受众研究、跨文化传播、国际舆论分析和长期关系建设,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形成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传播任务。对多数省份而言,日常国际传播更多属于沟通、交流和发展合作领域;对国际关注度较高、涉外议题较为敏感的地区,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沟通、回应与舆论斗争之间形成适当的专业配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舆论中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反复争辩而自然消失。对于新疆、西藏等地区,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不可缺少,但更长期的工作还包括增加真实信息供给、改善国际沟通渠道、扩大国际社会对当地的直接了解。 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传播行动,也可能被另一方进一步理解为对抗性行动。 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提醒我们: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增大。中美关系可能是一面镜子。 涉及国家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的国际舆论斗争,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主要做好信息提供、事实支撑、舆情监测和工作配合。地方国际传播则应根据自身任务确定重点,避免把特定领域的舆论斗争逻辑泛化为日常国际传播逻辑。 三、专业能力不能让位于“名气”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顾问,应首先看其是否真正懂国际传播,而不能只看头衔和名气。 国际传播是一项专业工作。专家应当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政治、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传播生态;既能够分析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一个地方,也能够判断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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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传播学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亚洲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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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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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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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涉华新信号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近日发布,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对华信号:日本对华安全认知仍在强化,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微妙调整。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过去几年,日本防卫文件不断强化“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之间的关联”。然而,2026年版本删掉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安保”这一表述,转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这一删改并不意味着日本降低对台海的关注。相反,它反映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安全准备继续推进,政治表述适度降调。 这是2026年防卫白皮书释放的重要对华信号。 一、删除“日本安保关联”:日本为何调整台湾表述?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中一个明显趋势,是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身安全框架。 特别是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判断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安全研究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海发生重大危机,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第一,地理因素。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日本认为,台海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日本周边海空安全。 第二,美日同盟因素。美国在日本拥有重要军事基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日本是否提供基地、后勤和其他支持,将成为现实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