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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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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文章推介

亚洲北美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传播学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Blog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naugural Statement

——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传播学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亚洲北美

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欧洲

匈牙利新政府推动激进媒体改革,意在终结“宣传时代”

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大规模改革现有媒体体系,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 文/林澈言 匈牙利新当选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及其领导的“蒂萨党”(Tisza Party)宣布,将对国家媒体体系实施大规模改革。该党在2026年4月12日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马扎尔预计5月中旬前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并已将重组国家控制的广播体系列为组阁前的优先事项。 此次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暂时中止匈牙利公共媒体机构的新闻播出,同时通过新立法恢复媒体真正的独立性。马扎尔本周在国家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现行媒体体系无异于一座“谎言工厂”和“宣传机器”,其服务对象是前政府,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 改革动机:重塑信任,对接民主标准 此次媒体改革的主要动因,是拆解这套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批评、被认为是欧盟内部“媒体被俘获”最严重的体系之一。在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由匈牙利公共媒体服务与支持基金(MTVA)运营的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国家通讯社MTI,实际上已成为亲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传播喉舌。 批评人士指出,该体系长期以来对反对派声音的曝光度极为有限,持续传播政府主导的叙事,还被指存在明显偏见、散布阴谋论,并对欧盟及独立新闻机构持敌对态度。 马扎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新闻自由,更阻碍了匈牙利与欧洲民主价值体系的对接。因此,媒体改革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与反腐行动、强化司法独立、解锁被冻结的欧盟资金等举措同步推进。 新政府希望通过优先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多元表达机制,确保新闻报道的中立性,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向全体匈牙利人传递真实信息”的媒体体系。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此次改革表示欢迎,同时也呼吁,改革必须在透明、法治的框架内推进,并与媒体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