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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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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Vehicles of Soft Power on Social Media)。...

亚洲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四、国际研究视角:关注传播中心而忽视高校 需要注意的是,境外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中国国家媒体或地方传播节点,而对高校体系基本缺乏系统分析。在这一背景下,China Media Project(CMP)成为少数持续追踪中国国际传播中心(ICC)的研究机构,其相关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五、CMP研究路径:从组织识别到机制分析 在具体研究路径上,CMP并非从宏观战略入手,而是通过连续个案与结构分析,逐步构建对ICC体系的理解。 2024年6月12日,CMP发表文章More Local Centers for Global...

亚洲

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Disruption,是其中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AidData是一家依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全球发展融资与援助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数据驱动方式评估各国发展合作的规模、模式及影响,在国际发展与地缘经济议题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类研究并未简单比较“谁投入更多”,而是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中,投入规模为何并不必然转化为影响力优势。 一、从“投入竞争”到“影响力评估” 过去十余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与融资支持,在东南亚等地区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存在”。港口、铁路、电力网络等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面貌,也重塑了区域发展路径。从可见度与物理存在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具活跃度的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提供了一个不同维度的观察。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的大规模调查,评估不同发展伙伴在“价值、可靠性、响应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结果显示,在部分关键认知指标上,传统西方国家及多边机构仍保持较强优势。 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直观的逻辑——“投入越多,影响力越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相反,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 二、影响力的“双轨结构”...

亚洲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文章推介

北美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亚洲欧洲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亚洲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传播学

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新维度》自序

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亚洲

上海交大“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国家利益

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亚洲北美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