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慈善是社会责任,更是个人和组织的自由选择。韩红事件提醒我们:舆论可以监督,但不能替韩红做主。
2025-08-17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2026-02-13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2025-11-12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2026-05-02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2025-02-15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5日 摘要:本文探讨西方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在分析中国时,因高度依赖公开文献而面临的方法论局限。在中国语境下,公开信息存在明显的筛选机制,导致研究者往往只能接触到“公开表达的中国”,而难以触及“实际存在的中国”。这种结构性的可见性差异可能引发样本代表性偏差,进而影响对中国社会复杂性及政策逻辑的整体判断。文章强调,理解中国必须同时把握公开文本与其生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将可见信息等同于全部现实。 关键词:中国研究;智库分析;样本偏差;公开文献;认知结构 近些年,围绕中国的国际研究显著增多。西方智库、大学、政策研究机构持续投入资源,试图通过公开信息理解中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结构与政策走向。相关研究大量依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政策文件与媒体报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的判断框架。 这类研究具有其合理性,也构成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然而,从方法论角度看,一个基础问题值得持续关注:仅依赖公开材料,是否足以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 一、公开信息的可获得性与其边界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公开文献通常被视为最可靠的证据来源。它具备可验证、可引用、可追溯的特点,因此成为智库分析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在任何社会中,公开表达本身都存在边界。能够进入公开出版体系的内容,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性筛选与规范性约束。这意味着,公开文献首先反映的是“可发表内容”,而不必然等同于“全部存在的认知”。 这一点在中国语境下尤为明显。公开发表的学术与政策讨论,通常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特征。这种一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观点单一或者统一,而可能反映的是表达空间经过过滤后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是“公开表达的中国”,二是“实际存在的中国”。 两者存在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合。...
2026-06-05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2025-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