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勇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A. Nowak在推动哈佛与清华之间更紧密合作方面进行过协调。2016年5月，爱泼斯坦曾在丘的协调下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Qiu Yong）在纽约会面，邮件显示双方讨论过合作框架。邮件还提及邱勇曾邀请爱泼斯坦访问清华北京校园。 这一设立分校的构想最终并未进入实质实施阶段，相关计划在后续没有成为公开的正式项目。根据丘成桐在媒体回复中，他声称自己与爱泼斯坦的联系方式主要通过共同熟识的学者进行，并否认中国方面推动爱泼斯坦访问或项目落实。
文章推介
第十七世噶玛巴揭示佛理与传播学的同构性
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Prof. Bi Yantao Congrats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in Haikou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and Its Inaugural Exhibition...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