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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在实际操作中,若将行政级别等同于专业能力,决策认知就容易建立在象征权威之上,而非实证分析之上。 三、专家被当作“背书资源”,而不是“判断资源” 在地方层面,出于宣传或规格考虑,专家常被用于提升活动层级或提升形象。这种做法本身并无不当,但如果把“站台背书”等同于“专业论证”,问题就大了。 “背书”解决的是形式问题,而“论证”解决的是认知问题。 如果专家参与只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研究意见没有进入决策核心,那么传播体系就可能出现一种结构性现象:活动很多,论坛频繁,报道数量可观,但国际认知改善有限。 这不是执行问题,而是入口问题——谁能真正影响决策。 四、真正的专家往往不会“顺着说” 真正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不确定性,指出潜在风险,提醒误读可能。他们可能不会给出简单肯定的答案,也不擅长迎合情绪。 但正是这种审慎,构成决策安全的基础。 如果制度更容易接受肯定式表达,而对风险提示缺乏耐心,那么决策体系就会逐渐听不到不同声音。短期看似稳定,长期却可能积累误判风险。 国际传播涉及国家形象和战略利益,一次重大判断失误,代价往往远高于一次活动效果不佳。因此,能否听到真实、专业、甚至不那么“好听”的意见,是认知质量的关键。...

文章推介

传播学

Decoding China Beyond Headlines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9, 2026 For four decades, my...

传播学

“生活空间”理论: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亚洲

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2009年12月,《博讯新闻网》(Boxun News)发布了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引发部分华文网络舆论圈关注。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5月3日发布 《博讯新闻网》是一家服务器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创建于2000年前后,创办人是孟维参(网名“韦石”,英文名Watson Meng)。《博讯网》采用公民记者模式,允许用户匿名投稿。 以下是《博讯新闻网》评选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A-C: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 D-H: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 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 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 J-L:江平、刘洪波...

亚洲北美

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

亚洲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亚洲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